石碑展示了胡漢民（1879-1936）所書，記述了國民政府為紀念黃花崗烈士所作的工作，先烈姓名由「番禺汪兆銘書而刻諸石」，圖片攝於1989年4月1日，由汪氏女婿何孟恆提供。汪精衛書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碑，圖片來源見國父孫中山紀念網 為了振奮士氣，汪精衛於1910年謀刺攝政王，革命黨人精神為之一振，在汪氏入獄其間，黨人接連起義，1911年4月27日即有黃花崗之役，由此改變中國歷史，今年適逢黃花崗起義110週年，特此文剖析汪精衛與此役之關係。 在此一役中，汪氏外甥朱執信（1885-1920）負責率民軍應援並參與活動策劃；前此謀刺攝政王的暗殺小組，除了汪氏與黃復生（1883-1948）在獄中外，陳璧君、方君瑛、曾醒、黎仲實、喻培倫五人皆有參與，並負責來往於日本、香港、廣州，購運槍支彈藥。 此次起義最終犧牲多人，當中包括喻培倫（1887-1911），以及方君瑛、方君璧的兄弟方聲洞（1886-1911），而方家與汪家感情深厚，情同手足，關於方聲洞的犧牲，詳細可見方君璧於1962年2月25日致何孟恆及汪文惺的信函（見《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446-447）。 當時汪精衛尚在獄中，消息不通，只能靠獄卒略為提及，並憑詩寄託情感，於是他作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偶聞獄卒道一二未能詳也詩以寄感〉一詩（全詩見《汪精衛詩詞新編》頁12），流露出其心中悲痛，當中有詩句云：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淒絕昨宵燈影裡，故人顏色漸模糊。汪精衛起事的結果雖然失敗，但革命潮流已經像江河傾瀉，不可阻擋。不久10月10日又有武昌起義，成功推翻清朝。中華民國成立後，國民政府審求先烈姓名籍貫，共計五十六人，並請來汪精衛書諸石，立碑於後，至1922年，又查得十六人的姓名籍貫，亦由汪氏續書於碑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英名，至此確定下來，保存至今。 透過分析《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叢書的一手文獻，讀者將可以發掘出更多類似的新線索、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