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區與學術——南京國民政府下的學術之路

圖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大門，來源自南京大學網站。

汪精衛離開重慶抗日陣營背負叛國漢奸的罪名回到南京，對淪陷區兩億同胞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全面復校，讓淪陷區年青學生有讀書的園地。校名、校址和校數，悉如舊有。以我所知中大而言，教授皆一流人才。無論後方如何辱罵他，但淪陷區的同胞需要他、歡迎他和支持他......中大的師資都是一等的。五個學院院長系主任和教授都是學有專長的名流。楊鵬《見證一生》

在淪陷區談學術似乎不切實際，但自1940年汪精衛成立國民政府並還都南京後，便致力復興教育，學術亦成為恢復民生的重要一環，其中又以高等教育最為急要。

汪精衛向來以教育為重，民國成立後，便決心推辭所有政府職務，留學法國，並協助推動教育之發展，他於1912年〈致南洋同志書〉便曾言：

乘此舊污初去新習未成之時，致力於人民思想之改進，庶吾同胞之幸福始可期也。弟懷此志而自以頻年奔走拘囚，學殖久荒，故決遊歐洲，一面自力於學，一面稍稍致力於人民心理之感化。汪精衛

1912至1917年間，汪精衛來回往返法國數次，留學之餘，積極推行勤工儉學等運動，並與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組成華法教育會，繼而再成立里昂中法大學（汪氏曾組辦與參與的組織可見本站專欄）。1921年4月回國後，汪氏亦只願擔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至1925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才任國民政府主席。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師生帶同書籍、儀器隨政府西遷重慶（詳細情形可參閱《何孟恆雲煙散憶》第十三章〈西行〉），南京的高等教育可謂蕩然無存，1941年3月30日汪精衛發表演說，整理一年來政府工作的成果，其中便道出了當時高等教育所面對的困難：

事變中損害最甚者，實為高等教育，因之恢復工作，亦大不易，因為校舍與物質，兩俱無存。然各地方公私立中學，已如雨後春筍，則中學畢業生不能不有升學地點，且為國家造就專門人才計，高等教育之復興，亦甚急要。汪精衛

故還都以後，當務之急是要著手恢復中央大學，1940年4月間政府即成立中央大學復校籌備委員會，7月25日於南京建鄴路紅紙廊的原中央政治學校校舍上復校，共設置文、法、商、教育、理工、農、醫藥等六學院，8月正式在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北平等地招收學生。學者Marks S. Eykholt指：

以中央大學為中心，南京學生生活基本上已恢復戰前活力......中央大學學生可以參加各種社團、文化郊遊、體育比賽等活動，亦有電影、戲劇和歌劇可供欣賞。戰爭期間，南京學生生活非但沒有停滯，相反在中央大學學生的帶領下，南京學生過著多姿多彩的生活，並有空間探討1940年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MARK S. EYKHOLT

與此同時，文化機關相繼於南京設立，如中央圖書館，不獨可集中文獻，且可為社會教育之中心；又如國立編譯館，不僅可出版各類參考書籍，更可集中學者研究學術。據中國學者崔巍的〈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學術研究及知識分子狀況述論——以 1940至 1945年南京市為例〉，當時淪陷區學術水平最高的知識份子皆匯聚於此，並曾出被各類學術著作，如《進化論綱要》、《中國大文學家列傳》、《最近法國社會學說》等：

他們中雖有許多學問平庸的人，但也不乏飽學之士，甚至還有一些造詣高深的學術大師。如中國古典文學家龍沐勳、錢仲聯；歷史學家李泰芬；法學家楊鴻烈、高維浚；物理學家崔九卿、仲子明；教育學家黃曝寰、邵鳴九等。他們都才華橫溢，著述等身，在中國的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崔巍

1945年戰爭結束，不少學者因曾於南京國民政府任職而被捕入獄，一時之間偌大監牢，充滿讀書人，如龍榆生、周作人、江亢虎、高齊賢、周學昌、薛邦邁等，非比尋常，他們寄情讀書，並進而涉獵創作（關於汪政權人物的獄中生活可參看《何孟恆雲煙散憶》第十八章〈樊籠〉），而這些未為人知的作品終伴隨《獅口虎橋獄中寫作》的出版首次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