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詩話》作者之謎揭曉 / 梁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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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基永博士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第四冊《汪精衛南社詩話》首次出版汪氏以曼昭為筆名所寫的《南社詩話》手稿。該詩話最早連載於《南華日報》(1930-31),後來又陸續刊登在《中華日報》(1934)上。

經過仔細研究汪氏手稿上清楚可見的書寫痕跡和改動後,文獻學家梁基永博士於2019年《嶺南文史》第四期上發表文章〈《南社詩話》作者之謎揭曉〉,證實曼昭就是汪精衛。

這結論與《汪精衛南社詩話》序文作家楊玉峰教授,以及美國加州大學退休教授汪威廉所撰寫的一致。

我們在此分享全文,與讀者一同欣賞!

若無家族保存的手稿,這部詩話作品,將始終成謎。直到今天,應可以放心地說,詩話的作者,就是汪精衛。梁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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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詩話》作者之謎揭曉

《南社詩話》(以下為行文方便簡稱《詩話》)於上世紀30年代在香港報紙陸續刊登之後,已經過去接近一個世紀。作為嶺南詩話的重要代表作品尤其是研究南社文學思想的文獻,這部作品的作者,學界一直未能定案。從《詩話》發表伊始,已經有讀者敏銳地覺察到其作者應該就是汪精衛,然而汪氏對此唯唯否否,並沒有確認或否認,致使其作者長期以來都以刊登時的筆名「曼昭」為準。

《詩話》從1930年香港《南華日報》首次刊發之後,陸續經多家報紙,雜誌轉載,然一直沒有單行本。所有轉載媒體均以《南華》上作者名「曼昭」刊登。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首次將其與另一種胡璞安著《南社詩話》一起印行,書名為《南社詩話兩種》作者署名仍然為曼昭。整理者為香港大學南社研究學者楊玉峰先生。楊氏曾據《詩話》中語氣與內容,結合鄭逸梅先生的說法,推測曼昭即汪精衛,雖然並沒有很確實的證據。

《詩話》作者考證可以分為汪派與非汪派兩種,前者可以楊玉峰為代表,後者則以南開大學汪夢川為代表,他曾經著有《雙照樓詩箋注》,汪夢川氏的懷疑之處,其一是他從汪精衛詩作中有《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一首,其二,他從江絜生的《吟邊札記》中發現一則,說汪精衛曾經向江本人說過「曼昭」是李曼昭。由於此話出自汪精衛本人,因此汪夢川據為信史。兩派學者之間聚訟紛紛,誰也說服不了對方。

今年7月,由設立於美國的「汪精衛紀念託管會」主編的《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叢書正式出版,此叢書由汪精衛家族收藏的,多數未經正式出版的文獻組成,其中第四種即為《南社詩話》手稿本(以下稱為手稿)。此手稿的來源,為汪精衛女婿何孟恆從汪精衛長子汪文嬰處復印而來。一共一百三十二頁,存三十七則。手稿用鋼筆書寫,豎行排列,汪精衛家族收藏有大量汪氏鋼筆字書信,其他作品原稿等等,此手稿洋洋灑灑數萬字,並且文中有大量塗改增刪之處,內容非常自然流暢,只要稍加對比,不難發現這筆跡應屬汪精衛本人無疑,加上其來源是汪氏家族,本來此案,如楊玉峰氏在此書前言所說,「應該塵埃落定了」。

歷史上,書籍作者有疑問,由於手稿問世而冰釋的個案並不是沒有,比較著名的如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一直有學者懷疑是王國維所作,包括傅斯年與溥儀都持此說,後來由於在康生藏書中發現了陳夢家舊藏的羅振玉手稿,此說不攻自破。然而《南社詩話》手稿甫面世,卻又受到非汪說學者的質疑,其疑點則以朱之珩氏的考據最有影響,為什麼一部手稿出現了還能引起學者不同意見?為了簡略說明非汪派的論據,筆者先簡述以下存世《詩話》版本的流傳概況。

南社詩話約於1930年6月起,原載於香港《南華日報》,後於1932年7月22日起選載於上海《中華夜報》(是《中華日報》之晚報,此報未得見,據《中華日報》之廣告及柳亞子與友人通信得知)。又於1932年10月18日起,復完整轉載於《中華日報》,迄至1933年3月29日,凡101期一百則(其中無四十八則,而有三個八十七則)。以下為行文方便,將其分為南華版和中華版作為稱謂。

在手稿出現以前,《詩話》有何孟恆先生據周君抄本所謄錄版本,此本為何氏根據一位姓周朋友的手抄本再次抄錄而來,復印多冊分贈至美國、加拿大、香港等地圖書館。據何先生跋語,抄本乃是據曾醒剪輯收藏的《南華日報》而來,曾醒何許人也?這位女士大有來頭,她是汪精衛與陳璧君夫婦的親密友人,其弟弟曾仲鳴,即汪精衛秘書,在河內刺殺案中為汪精衛擋了子彈去世。由於與汪家極為親密關係,這份源自曾醒的本子也一直得到何孟恆的重視。何孟恆前半生一直跟隨岳父汪精衛,對他的所有文獻,一直用心保管。他手抄了這份來自周君(沒有注明名字,有學者推測為周化人)的《詩話》並且將其復印分贈香港與歐美各大學圖書館,本文開頭提到的1997年版《詩話》即參考此抄本而編成。

因為《中華夜報》先選載,而《中華日報》後完整轉載並將《中華夜報》曾選載過的內容重新刊載,故1932年至1933年上海《中華日報》所連載的南社詩話內容雖完整,但順序卻打亂了,以至於柳亞子讀到後有「顧前不顧後」之評語。目前所見最完整,文字最多的版本,即中華版,至於南華版,目前由於此報紙已經缺失大部分,香港各大學圖書館以及公共圖書館中,只保留少量1936年之後報紙,1930年首發的報紙,暫時沒有發現。

何孟恆本人由於1948年起已經移居香港,後移民美國,1984年他年事已高,當時也無法查核其他版本,據他女兒何重嘉女士向筆者表示,父親沒有見過中華版。而目前我們比對抄本與中華版的結果是:

1、中華版字數比抄本多9000多字,除了一封柳亞子寫給曼昭的1000多字信之外,尚有接近8000字內容。

2、內文個別字不一樣,見下討論。

手稿本正式出版之後,何重嘉女士聯繫筆者,因收到有讀者提出質疑,甚至懷疑手稿的真實性,其中最難解的疑團,即手稿與抄本的異同問題。筆者此前雖曾協助整理何孟恆先生的個人回憶錄,卻並未對《詩話》有過研究。得到何女士告知之後,筆者首先認真檢視了手稿本,此本在放大之下,可以清晰看到筆畫流暢書寫痕跡,並且其上改動很多。全稿沒有署汪精衛簽名,首頁《南社詩話》及序言題目之下,曾經寫了「鑒昭」「澄昭」兩個筆名,均劃去,最後寫上「曼昭」二字,顯示出汪精衛曾先後計劃用兩個筆名。手稿雖然沒有汪氏簽名,但手稿中出現「精衛」兩字多次,對比汪氏毛筆和鋼筆的簽名,完全如出一轍。

手稿上每則都寫題目和「曼昭」筆名(有一期還錯寫成「曼昭詩話」,後改正為「南社詩話」)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痕跡。以此格式看,這是當年汪氏每期寫完交給編輯所用,否則不需要每則寫題目和簽名。汪精衛的鋼筆字,目前發表的極為罕見,連汪夢川氏也承認這一點。但凡作偽,必須要臨摹大量的範本文字,以全稿三萬多的篇幅,這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先來看看質疑者所指出的重點部分(其餘疑點並非重要故不錄)。

1、「手稿」所缺的內容竟與抄本完全一致。經對比,1932年至1933年《中華日報》刊載的南社詩話有多則約7000多字的內容是抄本所沒有的。初看起來,這很正常,因為中華日報是在南華日報刊載兩年以後才轉載,有修訂或增補,手稿與據南華日報而來的抄本所缺內容一致,似乎正可以說明手稿是對的。可是經仔細研讀,《中華日報》上多出的7000多字其實只有附錄了柳亞子寫信給曼昭的那一則約1000多字是1933年重寫或增補的,而其餘從文字內容即可知其乃原載於《南華日報》者:如抄本與「手稿」均缺的一則中有謂「昨日為六月十四日,想一般同志當已忘卻十二年此月此日。」而這則內容刊登於《中華日報》1933年2月9日,亦可知絕非補寫的內容,而應該是刊於《南華日報》的6月15日。諸如此類者,抄本所缺,而「手稿」也缺,我們可以理解為抄本所缺是因為南華日報的剪報有缺。可是手稿也缺,並且與抄本缺的竟然完全一樣,又何以解釋?

2、「手稿」與抄本內容一致到底倒也罷。給人以原始狀態的印象。然則也不。經對比,手稿約還有上百處字詞與抄本不一樣,但是經對比,手稿與抄本不同之處,卻又與《中華日報》上轉載的內容相同。中華日報較手稿所據之南華日報晚出兩年,有過改動或刊載時出現錯訛皆屬常態,然而所謂原始的手稿卻與後出的中華日報相同,而不與最初刊登的南華日報相同,難道不是一件怪事嗎?

3、南社詩話在《南華日報》刊出後,1930年9月,曾選載一部分於北京的蔚藍畫報,後1943年11月上海古今半月刊據以轉載。據對比,古今所載者也比抄本多出兩段近400字。經分析,亦明顯可以判斷多出的內容是原載於南華日報而非增補者。如古今選本多出的內容中有:「余記其落葉一首云:『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我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銜血,墮作自由花。』格調情韻皆高絕。……廣塵有斷句云:『入夜微雲還蔽月,護林殘葉忍辭枝。』下句尤未經人道,仁人志士之用心,固如此也。」而抄本及手稿第二十六篇有勻:「林時塽詩,余前錄其落葉聞歸雁一首,及入夜微雲一聯。」可知選本多出的內容在南華日報刊載的順序當在抄本及手稿第二十六篇之前。抄本有缺,而手稿竟也缺的一樣。這一問題如同上述中華日報之問題。

4、抄本有一處「原詩缺失」,有一處「詩與詩話缺失」,顯然是剪報有缺。而手稿於此兩處一處則直接劃一豎線,一處則寫了詩歌標題,而詩則空出。而這些中華日報並不缺。而手稿缺的正是抄本注明有缺失者。這也是說不通的。(顯然有「手稿」照抄本的痕跡)

這四則疑問,確實非常重要,且難於解釋。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手稿本的是非與作者是否汪精衛的問題。恰好吳承學教授在編選《全粵詩話》,截稿在即,他也很想將《詩話》作者澄清。何女士曾經將此疑問轉呈楊玉峰先生,楊先生也覺得無法完美解釋,他只是推測,此手稿是不是《南華日報》出版之後,再次付《中華日報》時的改訂本,所缺部分,可能由秘書在剪報上修改?然而筆者再次看了手稿上塗改的部分(所有研究者均未細研讀這些部分)這部分若有改動,則應該來自《南華》,然而改動如此之大,則南華本與中華本應該文字上很多不同,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兩本篇幅不同,但不是文字大異)這點可以基本否定。

筆者雖不是南社專家,但我從整理何孟恆保存的文獻過程中,我對何氏的為人處事,可說頗有瞭解。他是一位忠厚長者,一生老實本分,此稿又是來自汪精衛長子所保存,斷無偽造先人文獻之理。

且以情理推斷,世間作偽,無非為名利二事,如此稿為偽造,為名,汪氏名滿天下,作詩已經是末事,更何況這小小《詩話》哉?若說書中有內容能改變世人於汪氏罵名,則尚可解釋,然而又無關此旨,所以絕不是為名。

若指為利,則懷疑偽造之後售稿圖利,偽作書畫文物,必定有兩原則,曰利益最大化,曰簽名必顯眼,唯恐人不知。此稿筆跡流暢,與家屬所藏汪氏鋼筆書信極為吻合,世間有如此高手,能憑空寫出汪體鋼筆,則為何花如山心力,卻寫此微末內容?何不造簡單而重要之文獻(如《艷電》底稿,《最後的心情》原稿等)豈不更簡單?作偽必定以簡馭繁,既然能寫出數萬字,為何不造更為珍稀之文本而做最不值錢之《詩話》絕不合理。而且作偽者花費如此心血,卻又不署本名(應該在第一頁先寫「精衛」然後劃去再寫「曼昭」,而不會只寫兩個不常見筆名。)這也是說不過去的。

承蒙朱先生認真校對稿本與中華本,卻給了筆者一個研讀和認真思考《詩話》各版本的機會,經過對比,筆者發現,其實問題出在何抄本的來源之上,真相就是,何孟恆所抄錄的,並不是什麼《南華日報》剪報本,何本的來源,正正是現存的汪精衛手稿本。

這個結論,相信很令非汪派驚訝,原來此前一直確信為來自《南華日報》的本子竟然來路不對?我們先來看看何孟恆先生在抄本上所說的話:

南社詩話民十九,二十年間(1930-31年)刊登香港《南華日報》,曾醒女士剪輯收藏。此冊據周君抄本,民國三十年(1941)十一月重載上海出版之古今半月刊第三十四期,未寓目。江芙手錄並記。

江即何的筆名,按照以上所說,何氏並沒有見過曾醒的「剪輯本」這點非常重要,何是根據周君的抄本來抄的。

那如何推斷出曾醒的剪報本並不存在呢?且看以下幾點證據。

1、既然是曾醒的剪報,她應該一直剪下去,為什麼剪到第三十七期就不剪了,遺漏了將近四分一呢?按照朱氏細緻對勘,南華版(其實等於中華版)已經發了很多抄本所無的內容。曾醒並非無文化家庭主婦,她既然有心保存文獻,絕無可能會遺漏,而且所遺漏部分,竟然與手稿截止處相同。讀者會問,會不會偽造者剛好做到與剪報本同,使人以為剪報與手稿一樣?其實這是說不通的,如果作偽者以抄本為底本,則文字應該與抄本一樣才合理,斷不會內容與中華版一樣,天底下有如此愚蠢之作偽者乎。

2、請看上列朱氏疑問第四點:抄本有一處「原詩缺失」,有一處「詩與詩話缺失」,顯然是剪報有缺。而手稿於此兩處一處則直接劃一豎線,一處則寫了詩歌標題,而詩則空出。而這些中華日報並不缺。而手稿缺的正是抄本注明有缺失者。

筆者請何女士拍來父親這一則抄本的原件,這是第三十六則,圖片附錄於此,讀者可以看到,這一則詩話,先說了一段:黃延闓以《甲寅》第一卷第四號見示,楊篤生手寫遺詩,赫然在焉。低回吟誦,萬感交集,移錄於左。(空白,何寫著:原詩遺失)以上皆篤生留學英倫時所作……(以下文不錄)

若說這是一個細心的婦女剪報,這就很奇怪了,她手起剪落,將一篇文章的開頭剪下,卻又剪去了中間所引的楊篤生詩,最後還不忘將下文又剪貼上去,這是為何?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三十七則,開頭一段一百字的正文之後,也是空出一行,何氏寫:詩及詩話均缺,然而後面的詩話又能接上,可知並不可能是剪失的。再看手稿,三十六則「移錄於左」的後面,汪精衛用鋼筆寫了一個豎行,這是表示詩未查到原文,暫時空缺。三十七則「錄之如左」後面,也空出稿紙其餘部分,留待查到原文再錄。

正如楊玉峰所指出的,汪精衛當然有秘書,而且手稿中也明確留下了秘書代查引詩的痕跡:第十則,「頃得彭湘靈來書,寄示吳綬卿遺詩三首,讀之,故人風采如在眼前矣,《鄆城閱兵》云」,這裡「云」字以下只有引號,引號內留空白,後面所引四首詩也同樣處理,這四首七律見於中華版,應該是秘書後來代抄不缺。另一處更明顯的則是第二十六則(即上文朱氏質疑所指出的林時塽詩),汪精衛在「其餘諸首移錄如左」之後,空出了三行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手稿復印本還夾有三張不同字體的稿紙,上面抄錄了林氏的詩作,這三紙筆跡完全不同。若作偽者能一手寫汪精衛體,何必多此一舉?

3、手稿第二十九則,在右側空白處,汪精衛寫一段備注:上次「矜平躁釋」誤排為「矜手躁釋」,請更正。

由於手稿是按期手寫交報紙排版的,這段文字顯然就是汪精衛看到上期報紙錯了一個字,請編輯在本期注明更正。然而何氏抄本上,這個地方並沒有錯,若所抄真是報紙發表版本,此處肯定有錯字。若懷疑稿本作假,何必多生枝節?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何所抄的本子正是源自汪氏稿本。如有朝一日某圖書館發現有《南華日報》原本,此日當有編輯更正。

最後一個疑團則是,如果曾醒的剪報本不存在,何氏所抄的其實是手稿本,那朱氏所指出的,抄本與稿本卻又不完全一致,手稿本更接近中華版,這是怎麼回事?

這一疑問,筆者校對了由紀念託管會提供的多處手稿與抄本異同字樣,這裡僅列出其中有代表性的幾處,讀者當可明瞭:

 手稿本何抄本
25則乘驢車乘騾車
25則而此樹巋然獨存而此巋然獨存
17則悲壯溢於空間悲壯溢於胸間
4則佇看萬木繁佇看萬木榮

請看以上各處異同,第一第二處,已經可以推斷是傳抄過程中的錯字,第二處講的是北京刑部大牢中楊繼盛所種的樹依然保留,此處「樹」字不應遺漏。更明顯的是第三四處,汪精衛與何孟恆皆粵人,粵語之中,「空」「胸」二字完全同音,明顯就是抄書過程中的錯漏所致。排字的手民肯定不會錯訛。(筆者整理何孟恆手寫回憶錄中也時有同音錯字。)最後一則更為有說服力,這裡所引的是朱執信在送汪精衛北上刺殺攝政王時所寫的送行詩,題目是《擬古決絕詞》,汪精衛在後面詩話中,特別提到這是引用荊軻「風蕭蕭易水寒」韻的,即用十四寒韻,後面的一首《代答》亦用寒韻,所以肯定這一句手稿本「萬木繁」是對的。何孟恆不是詩人,其家人也從未見他寫過詩。這裡應該是他(或周君)手寫時因「繁榮」二字聯想以致抄錯(又陶淵明句:木欣欣而向榮,人皆誦之,木繁則少見,易錯)。古代至近代的刻字排字匠人,基本認字水平都很低,因為識字多的人,越容易聯想排錯。此處萬木繁的繁字,如果設定為手民排錯,應該錯的是字形相近的「系,敏」等等,而不會錯排為榮。根據這一點,我們更容易得出結論,何孟恆所根據的原本,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現的,錯漏機會很不少。若是抄剪報的話,錯漏會少很多。又因繁字的明顯錯處,可以肯定何抄本其實是錯字最多的版本,而不應視為最接近汪精衛原作的版本。

總結一下手稿本面世之後,筆者校對整理各本的結論,即汪精衛手稿本是為最初的《南華日報》而寫,後來整理為《中華日報》時,只是前後順序有所改動,但是與手稿相比,並沒有過多錯訛,這是因為《中華日報》刊登時,汪精衛仍健在,所以中華版仍然是存世最佳最長的版本。《南華日報》版今日雖沒有發現,但根本不影響對此書的研究。至於此前以為何孟恆所傳抄的南華本,其實是源自與汪精衛關係密切的曾醒的轉抄手稿本,但是在傳抄過程中錯誤標注為南華日報剪本,在反復抄寫中有個別錯字,如此而已。

因汪精衛手稿的面世而引發的《詩話》作者之爭,反而因為與存世各版的互相對勘,而真相大白,這也是一件好事。最後筆者再試解釋一下非汪派所指出的一些問題,以澄清所謂李曼昭說的疑惑。

我們若通讀全《詩話》,會發現書中提及汪精衛的有近三十次之多,而且很多都是引述汪精衛的詩作並帶出其他相關人物。柳亞子曾經說:「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說是汪精衛。」事實上汪精衛也頗以南社代表人物自居,所以他在寫作《詩話》過程中,不可能不提或少提自己。如果以第一人稱來寫,他就會有很多窒礙,既不能褒揚也不能貶低自己,甚至行文之中頗多顧忌,然而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則遊行自如,不須太多顧忌。例如說到坊間有很多人私自印行他自己的詩,他就故意以外人身份寫信問汪精衛是否得到他的同意,其實這是一種委婉的批評。所以,在這書一開始寫作時,他已經做好以社外之人寫作的筆名準備,「鑒昭」「澄昭」,都涵有此心昭昭,天日可鑒之意,最後選擇了「曼昭」,曼者,長也,引也,與鑒澄兩字意思甚近。我們若相信手稿的真實性,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汪精衛此後一直對於各界懷疑詩話作者時唯唯否否,並且一再暗示真有「曼昭」其人。汪夢川曾經指出江絜生聽汪精衛本人說曼昭其實是李曼昭。讀過《詩話》的讀者不難發現,這個作者對於南社和辛亥元老,不是一般的熟悉和親近,其中有很多部分會提到辛亥元勳的革命思想,與詩歌毫無關係。我們從史料上能查到同名的李曼昭,並不符合與南社中人和辛亥元老有極為密切關係的任何證據。其實這一點對於研究汪精衛多年的汪夢川也有所察覺,所以他隱約提出,「曼昭」可能是一個集體創作的筆名,汪精衛可能參與了其中一部分的寫作,但是手稿本一出,這種推測也就無所遁形了。至於朱之珩所懷疑的,當時能寫汪字體的還有「曾仲鳴與龍榆生」,筆者按龍榆生跟隨汪時間並不長,他並不會寫汪字體的鋼筆毛筆字。曾雖略能仿汪體(其實多是毛筆摹寫),然並不能如此手稿之完整流暢,更何況曾1912年十幾歲留學,1925年才從法國回來追隨汪,何得如此熟知辛亥人物與史事呢。

汪夢川又謂最近新發現史料一則:1931年《南華文藝》雜誌上刊登三頁汪精衛手書詩稿影印本,後跋云:久不作詩,數日來忽得十餘首,寫示曼昭,書來多溢美之語,不知其又舉以告吾兄也。雜詩前九首,前又有三數字未安,茲錄末一首並《飛花》詩一首呈正,余容續寄,此上季筠吾兄,弟兆銘謹白。

汪夢川據此認為曼昭真有其人,且與汪關係深,經常給他寄近作,然而此三頁詩上款人「季筠」,與汪關係密切人員中,只有汪的幼女汪文恂(時年九歲)字季筠,《南華文藝》與汪的朋友圈關係非常熟,這詩與書法顯然是汪的文字遊戲,以委婉形式發表自己近作與柔美行書,如此而已。

不僅熟於掌故的鄭逸梅,早在詩話初發之時,讀書界已懷疑此書為汪氏所作。程中山兄賜示,此詩話尚有1932年上海《社會日報》轉載版,此報在詩話第一期有編者按語謂:

《南社詩話》為署名曼昭者所撰,散見於年前香港各報。其中記事談詩,於中國革命及文學史上頗有價值。關心南社者,皆欲一睹為快。為此記者多方設法而得之,按日刊載,以享(饗)海上人士。至著者曼昭,有人云是汪精衛氏之化名,然乎否乎,記者殊不願為之考證。留與汪氏解答與閱者研究可也。

由此足證當年已有人推斷作者是汪,《社會日報》主事者,正是汪的友人江亢虎。從這段編者按語暗示,「曼昭」身份幾呼之欲出矣。1932年詩話中所涉多人均在世,也沒有一個「李曼昭」出來承認為己作。

新近發現一則更為直接的證據,則是《社會日報》在民國二十年(1931)7月17日發表的,由署名「克夫」所寫的一篇《南社人物小志補遺》。此篇條目為《汪精衛之南社詩話》,內文直接說:「(汪精衛)著有《南社詩話》一篇,都數萬言,翌年春刊於香港《南華》,乃署其名曰曼昭,蓋茲篇所論,於南社中變節諸人多有微詞,故當時讀其文者,多莫辯為精衛手筆也。(中略)是年七月杪,汪以擴大會議北上,此篇遂亦停刊矣。」前述《社會日報》是由江亢虎所編,作者自然也是熟悉汪精衛之人。非汪派曾經揣測1930年汪精衛軍務繁忙,此篇一出,亦可休也。由於詩話中「多溢美語」,又對於一些社友頗有微詞(例如朱之珩校對發現《蔚藍》多處一篇論胡漢民者)汪當然不便出面承認這是自己所為,但熟知者當思之過半,又不便直接否認,於是他有意無意地在雜誌或閒談中,暗示另有一曼昭(閒談對象如江絜生等,均非南社中人或相關者)。若無家族保存的手稿,這部詩話作品,將始終成謎。直到今天,應可以放心地說,詩話的作者,就是汪精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