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明報》刊登〈「漢奸」以外，汪精衛詩作觀照時代〉，介紹楊治宜近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楊書），當中提及本人質疑該書的所謂汪精衛「遺言」，並稱「近代研究學者跟後人的衝突很常見」。作者出版約十年前曾來找我時並無提及汪氏「遺言」，現在回應是史實對錯問題，非後人「衝突」。本會官網〈為何楊治宜的汪精衛「傳記」令人失望？〉已詳細列舉楊書在史料處理的偏頗和錯誤；在理論構建上的誤導、扭曲與矛盾等多處問題，「遺言」只為其一。楊書英文版尤其令人擔憂，因非華語讀者無從自行審視作者處理中文原始資料的問題。作者扭曲史料作虛假敍述，彷彿企圖抹去汪精衛政治思想記憶。

首先，書中反覆主張「汪精衛在病榻上吩咐家人和從者不要整理發表他的言論文章，只希望自己的詩詞藁能夠得以出版、流傳後世。」作為證據，她嘗試引用汪精衛女婿何孟恆的回憶錄，並改述上坂冬子日文著作中已轉述過的汪精衛對長子文嬰的話。

圖三：《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叢書系列有賴於後人汪文嬰和何孟恆的保存和整理，陸續發表汪精衛及其家人和親信自己的話。

圖四：汪氏逝世十五天後，林柏生等組織汪主席遺訓編纂委員會，聲明以纂集汪精衛一生言行為宗旨，惟因出版詩集數月後即被捕及處決，計劃被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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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書更有基本史料考證錯誤，如她引用《周佛海日記》，說周氏向汪精衛進言：「打破難關，須有非常舉動。不求諒於天下，自必見諒於後世。如國可救，個人一時毀譽，不宜計較。」然而，這番話出自周佛海與羅隆基，該則日記根本未提及汪精衛。她又指汪氏即將逝世前，名古屋已遭遇「盟軍飛機的猛烈轟炸」，但事實上卻是汪氏去世一個月後盟軍才對名古屋發動空襲。

圖五：楊書引述的《周佛海日記》頁193

楊書也忽視和貶低目擊者，乃至汪精衛本人的敘述。作者將河內誤殺曾仲鳴一案稱作「羅生門」事件。她引用何孟恆、陳昌祖和陳恭澍三人的所謂「不同描述」，卻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三人中只有何孟恆是現場目擊者。陳昌祖當時在上海，陳恭澍則在房子外的車內。這種將不同可信度的敘述混為一談的方法，弱化了目擊者的權威性，製造出一種「真相難辨」的假象。

作者又以既定結論來演繹汪精衛〈舟夜〉詩，構想出汪氏離開河內時因沈船被「救援」的經歷，但親歷者汪氏本人和陳昌祖回憶這旅程時都沒有這些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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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書對汪精衛的〈舟夜〉詩提出一種理論，認為汪氏為了政治考量將此詩標注兩個不同創作日期——5月為日本人和6月為中國人，以此暗示汪精衛詩歌「具有相當的表演性質」。然而這卻是捕風捉影。只要在網上一搜就能看到至少有四幅汪精衛手書的〈舟夜〉，一致標明該詩作於7月，非5月或6月。如作者所推測，汪精衛「有意」將〈舟夜〉的創作日期寫成5月或6月，那麼、7月這個日期又有什麼「特殊意義」呢？這是否又一證明作者因既定結論而忽視汪氏親筆手稿？

圖六：四幅汪精衛手書分別給日本人和中國人（包括家人）的〈舟夜〉，均標明詩作於7月

關於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楊書選擇性使用學術研究。當作者指「汪政權建立在一系列視覺幻相之上」，她無視當時淪陷區兩億民眾的實際生活，對淪陷區兩億民眾的實際生活。她更撇開任何正面的學術研究，而引用張純如描述南京大屠殺的《南京浩劫》時又忽略了一點：當時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根本尚未成立，該書甚至未提及汪精衛。

關於南京失守，楊書指責汪氏「⋯⋯棄城而走，將數十萬百姓曝露於日軍的坦克和刺刀下。」但當時掌權的是蔣介石，負責任的是唐生智。作者亦忽略汪氏事後發表多篇文章批評「放棄某地的時候，不先行遷徙人民」的問題。

作為汪精衛文章、演講和詩詞的出版者，本會有責任指出書中最明顯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已公諸於世的資料中得到證實，可供所有人檢視，本文僅列部份例子。作者聲稱她寫的是第一本客觀的汪精衛傳記，可惜她把這機會糟蹋了。